篇一：毛澤東與遵義會議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從而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毛澤東因遵義會議而彪炳史冊，遵義會議因毛澤東而光耀千秋。毛澤東與遵義會議留下了一段特殊的歷史情緣。 毛澤東最先提議“搞個擴大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提出“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建立新的根據(jù)地。同時，會議還作出一項至關重要的決定：到遵義地區(qū)后，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總結(jié)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jīng)驗教訓。
黎平會議后，紅軍強渡烏江，挺進遵義。1935年1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進了遵義新城古式巷原黔軍旅長易少荃的宅邸里。晚上，周恩來趕了過來，查看他們的宿營地，向他們通報遵義及周圍的敵情、民情和社會情況以及紅軍的部署安排。同時，周恩來還帶來一些中革軍委二局偵聽電臺截獲的敵人電報抄件，并就軍委縱隊在遵義的活動日程征求他們的意見。周恩來此行更為重要的事項，是來找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商定將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內(nèi)容、范圍及可能的組織調(diào)整方案。
看到周恩來一臉的疲憊，王稼祥關切地說：“恩來同志，你可不能累垮呀!” 毛澤東鼓勵說：“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見周恩來行色匆匆，張聞天打斷了毛澤東的話題：“抓緊時間，商議正事吧，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也打斷張聞天的話：“我看這次會議應該擴大范圍，除了在遵義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把軍委的負責同志和各軍團的主要領導人都請來參加，他們處在斗爭第一線，應該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并問周恩來：“你說是不是?”
周恩來看了看張聞天、王稼祥，回答道：“我看可以吧。然后他又問張聞天：“你的意思呢?”
張聞天說：“不一定都來嘛，來幾個就行，還是以政治局成員為主。” 毛澤東接著說：“那就開個政治局擴大會議，各軍團的同志能來幾個就幾個，根據(jù)實際情況定。”
上述情況，據(jù)毛澤東身邊秘書回憶，毛澤東在遵義會議20多年后，曾在一次黨內(nèi)高層小范圍的談話中也作過類似的回顧：
“在長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來我實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觀點，又通過王稼祥，做了張聞天的工作。這樣，政治局開會，經(jīng)常是兩種意見，一邊是我、王稼祥、張聞天，三票;他們那邊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兩位。每次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永遠不能解決問題。不知開了多少會，一直是三票對四票。后來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就說，老是三票對四票下去不行，我們擴大一下，我把擁護我們的主張的下面的人找來，你們把擁護你們的主張的下面的人也找來，搞個擴大會議。這樣，才有了遵義會議。”
正如毛澤東回顧中所說，在毛澤東的首先提議和張聞天、王稼祥的附議支持，以及周恩來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并確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開。除隨中央紅軍長征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主要領導同志也出席了會議。
毛澤東的發(fā)言是遵義會議上“主要的報告”
遵義會議上，在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jié)報告、周恩來作軍事問題的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后，毛澤東“一反往日的習慣，發(fā)表了長篇講話，實際上這是(遵義會議)主要的報告”。
毛澤東在發(fā)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戰(zhàn)略方針上的錯誤，如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轉(zhuǎn)移時的逃跑主義。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圍剿”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事實，批評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歸結(jié)于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從而為其錯誤軍事指揮辯護的錯誤觀點，指出軍事領導上實行錯誤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紅軍長征初期的
嚴重損失。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不懂得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特點，不從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實際出發(fā)，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zhàn)士要走路，也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考慮行軍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腳走的，人是要吃飯的”通俗語言，來說明必須考慮戰(zhàn)爭實際的深刻道理。
毛澤東還批評了戰(zhàn)略轉(zhuǎn)移中的錯誤：“正因為驚慌失措，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過程重大行動既未在政治局討論，又未做到政治動員，也未能在轉(zhuǎn)移前給紅軍以必要的休整而倉促行動。”同時，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李德和博古的領導方法“極端的惡劣”，批評李德“包辦了軍事委員會的一切工作”，“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對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因而“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chuàng)造性是被抹殺了”。他還指出中革軍委內(nèi)部及各軍團首長“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jīng)發(fā)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澤東的發(fā)言高屋建瓴，富有說服力，獲得了多數(shù)與會同志的贊同。陳云后來說：在遵義會議上，“只有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
李德也曾回憶，毛澤東的發(fā)言是遵義會議上“主要的報告”，確定了會議的主旨和基調(diào)。為了用遵義會議精神統(tǒng)一全軍思想，紅一、二、四方面軍在陜北大會師后，毛澤東即于1936年12月在紅軍大學作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的講演。講演的內(nèi)容即是他在遵義會議上發(fā)言的基本觀點。
毛澤東最先透露遵義會議相關情況
遵義會議后，由于敵人已逼近遵義，紅軍即向赤水地域移師北上。1935年1月29日，當紅1軍團第1師準備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時，毛澤東派紅軍總司令部一名參謀找來紅1師師長李聚奎、政委黃甦、政治部主任譚政等人，和他們談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遵義會議。毛澤東說：“最近黨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這個會議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所以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機動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毛澤東說，1師及其他不少部隊在長征途中幾次被敵人側(cè)擊，都隨機應變地處理得很好，避開了敵人的鋒芒，按照軍委的意圖，當機立斷，這是正確地執(zhí)行了軍委的命令。今后，這樣的情況還會很多，就是要發(fā)揮機動靈活的作戰(zhàn)方法。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部隊的縮編問題。毛澤東說：“部隊到扎西以后要進行縮編，準備把師改為團。你(李聚奎)這個師長就要當團長啦!你看行不?”“行!沒有問題!”李聚奎回答。
“對啊!應該沒有問題，你就只有那幾個兵嘛!名義上雖是一個師，實際上只是一個團。”毛澤東又問李聚奎1師還有多少人。
李聚奎答有3000多人。毛澤東認為3000多人編一個團又太多了一點。由于毛澤東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來到扎西，紅1軍團除把師直屬隊精簡之外，師級編制未變。
這是李聚奎等人第一次聽到遵義會議的情況，他們聽了毛澤東的傳達都非常高興，印象特別深刻。李聚奎后來回憶說：“當我們聽到這次會議‘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時，大家非常高興。因為這個問題，是長征以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當時黨心所向、軍心所歸。”
李聚奎等回到部隊后，立即向師里其他干部作了傳達，大家十分高興，一致表示要按毛澤東講的辦。
遵義會議后，由于軍情緊急，來不及傳達會議精神。中革軍委曾用電報或個別告訴方法先向團級以上干部打招呼，讓基層指揮員了解遵義會議情況。據(jù)目前有史記載的，毛澤東向紅1師干部打招呼，是最先向團級以上干部透露遵義會議的相關情況。
毛澤東最先簡稱“遵義會議”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何時開始簡稱為“遵義會議”，這在很長時間是一個謎。
1935年10月15日，陳云在莫斯科所作的《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史平同志的報告》，是至今被稱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第一個長征報告”。陳云在報告中提到了“第二階段西征取得的第四個勝利，就是在遵義舉行了擴大的政
治局會議”。1936年春出版的《共產(chǎn)國際》(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發(fā)表了根據(jù)陳云在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整理而成的《英勇的西征》一文，文中表述為：“在遵義，中國共產(chǎn)黨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84年首次公開發(fā)表的一份遵義會議參會者陳云的手稿《(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1985年1月以《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為題在全國各大報公開發(fā)表)，從文章標題到內(nèi)容，都表述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使是簡稱，都簡稱為“擴大會議”或“擴大會”，沒有一處簡稱為“遵義會議”。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何時在正式文件中簡稱為“遵義會議”呢?經(jīng)考證，系毛澤東于1941年最先親筆簡稱的。據(jù)胡喬木回憶：
毛主席對文獻的審核是很認真的。他不僅把每篇文獻都通讀一遍，而且對某些文獻的題目作過修改，如將《請看!!!反日戰(zhàn)爭何時能夠取得勝利?》改為《中央關于一二八事變的決議》;或者在原有文獻的標題后加個簡單的題注，如在《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jié)的決議》(即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決議)后用括號加上了“遵義會議決議”幾個字。這樣就使人們對文獻的內(nèi)容更加一目了然。
胡喬木回憶中提到的在《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jié)的決議》后用括號加上了“遵義會議決議”這件事，發(fā)生在1941年上半年。當時，為了給黨的七大準備材料，黨中央著手收集黨的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在審核這些歷史文獻的過程中，毛澤東讀到許多過去沒有看到過的材料，這使他對黨的歷史有了一個系統(tǒng)地了解和認識。于是，在1941年八九月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建議把這些歷史文獻匯編成冊，用作黨的高級干部學習與研究黨的歷史的材料。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六大以來》一書的編輯工作。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jié)的決議》，自然成為其中一份重要文獻。又據(jù)參與《六大以來》一書編輯工作、主管檔案的裴桐回憶：《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jié)的決議》(遵義會議)括號中“遵義會議”幾個字就是毛澤東親自寫的。毛澤東親筆題注的這份文件，首次把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為“遵義會議”。
《六大以來》一書編輯出版后，對統(tǒng)一黨的思想，特別是提高黨的高級干部的思想覺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伴隨著《六大以來》一書在全黨的普及和影響，
篇二：遵義會議前毛澤東的三起三落
跌宕起伏的權力爭奪：毛澤東的三起三落
“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即便偉大如毛澤東，也不能逃脫這一必然規(guī)律。
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但在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待遇如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人們都熟知鄧小平三起三落的經(jīng)歷，但毛澤東的三起三落，就鮮為人知了。
第一次：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0年毛澤東在長沙寫下那首《沁園春》時，還只是一位空有理想與抱負的青年。雖然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豪情，但卻依然“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迷茫。1921年毛澤東作為13名代表之一出席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明確了自己奮斗與拼搏的方向。
當毛澤東寫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后，他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部就漸漸成為了一個激進的、崇尚槍桿子、不合群的的人。從1926年開始，毛澤東的想法已經(jīng)與中國共產(chǎn)黨其他高層分道揚鑣。雖然那時候他自己也不確定農(nóng)民運動到底能否挽救共產(chǎn)黨，挽救中國革命,挽救水深活熱中的中國人民,但他相信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只有人民才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
“地主重重壓迫，農(nóng)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jié)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雖然秋收起義起到了極好的效果，并且擁有者極為重要的政治意義，但不可否認，這次起義是以失敗為告終的。現(xiàn)在看來，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是極為正確而且必要的決定，但是當時的領導人主張“城市中心論”，對毛澤東“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持反對和打擊態(tài)度。“農(nóng)村包圍城市”和“城市中心論”的矛盾與對立，正式造成毛澤東三落的根本原因。
1927年秋收起義失利后，毛澤東迅速做出決斷，停止向大中城市的進攻，帶著隊伍上山，轉(zhuǎn)向敵人統(tǒng)治力量薄弱的農(nóng)村地區(qū)。上山，是當時惟一正確的選擇，但中央?yún)s認為他“停止長沙暴動”，是“放任工農(nóng)革命軍退走”，是“臨陣脫逃”。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說得更嚴重，是“最可恥的背叛”。很快，毛澤東就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后來以訛傳訛，又演變成“被開除黨籍”。這就是毛澤東的“第一落”。
從攻打大城市到退敗山溝，毛澤東的處境自然很不好，部隊士氣低落，沒有人會料想到，這位一介書生可以扭轉(zhuǎn)困局。通過開展土地革命，毛澤東爭取到了底層民眾的支持，同時在軍隊中還進行了“三灣改編”，撤換不稱職的軍官，縮編、精簡部隊，推行軍隊內(nèi)部民主改革，建立前敵委員會統(tǒng)一領導體制。這些改
革遭到部分軍官的激烈反對，卻受到基層士兵的熱烈擁護。毛澤東在井岡山的土地上成功創(chuàng)建了相對牢固的革命根據(jù)地。
一年后，隨著戰(zhàn)事的勝利與根據(jù)地區(qū)域的擴大，毛澤東獲得了上下一致的擁戴。他不僅解決了生存難題，同時也堅信扎根農(nóng)村是正確的道路,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chǎn)黨,中華民族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命運轉(zhuǎn)折點。
第二次：落選前委書記離開紅四軍
當時在上海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和堅信共產(chǎn)國際的共產(chǎn)黨人，還是沒有看出井岡山工農(nóng)民革命的真正意義。毛澤東與教條派由來已久的矛盾再次爆發(fā)，他再次遭受來自內(nèi)部的打擊。1928年4月毛澤東領導的紅軍第一軍第一師與朱德部屬會合，共同組建為第四軍，這就是著名的也讓國民黨軍隊聞風喪膽的:朱毛紅軍。但不久，質(zhì)疑的聲音就再次出現(xiàn)。因為毛澤東在如何治軍、如何帶兵打仗、如何壯大軍隊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獨立主張，并且經(jīng)常提出有別于中央指示的主張，這讓中央特派員劉安恭非常不滿。1929年5月，劉安恭批毛澤東是“自創(chuàng)體系”，是“反中央派”。紅軍內(nèi)部也出現(xiàn)了反對毛澤東大爭議,與毛澤東比起來，朱德不僅讀過軍校，而且身經(jīng)百戰(zhàn)，戰(zhàn)斗經(jīng)驗豐富，獲得大多數(shù)大小軍官的支持。而站在毛澤東一邊的僅有林彪、譚震林等少數(shù)人。因此，毛澤東的前敵委員會書記職務被撤，由陳毅接任。
陳毅在處理好這次內(nèi)部矛盾時，他對朱毛各打五十大板，這讓毛澤東非常憂郁,導致他大病一場，也患上當時很難治愈的瘧疾。而思想上的打擊似乎更為沉重。他第一次離開了親手創(chuàng)建的紅軍，養(yǎng)病去了，過著隱居般的田園生活。外界沒有了毛澤東的消息。他仿佛在紅軍中消失了。國統(tǒng)區(qū)的報紙甚至發(fā)了一個號外，稱“匪首毛澤東被擊斃”于山中。遠在莫斯科的共產(chǎn)國際，也鄭重其事發(fā)了一千多字的訃告。里面說，“中國共產(chǎn)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chuàng)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jié)核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yè)的重大損失”，訃告還宣布，“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堅強戰(zhàn)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此時上海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部分領導雖不認可毛澤東的工農(nóng)武裝革命理論,但也看見革命根據(jù)地發(fā)展壯的事實,事后不久陳毅赴上海匯報后，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明確表態(tài)說:“毛澤東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并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他的作戰(zhàn)思想和建軍理論”。1929年12月，毛澤東又重新開始指揮紅四軍，他的工農(nóng)武裝,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逐步得到黨內(nèi)的認可。毛澤東立刻抓住這一機會，起草一個三萬多字的文件，交四軍黨代表大會通過，史稱“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確立了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建軍的綱領。
毛澤東的“第二落”是紅四軍內(nèi)部意見分歧的結(jié)果。由于紅軍處于初創(chuàng)時期，紅四軍內(nèi)部對如何帶兵打仗、如何發(fā)展壯大紅軍，爆發(fā)了大爭論。在討論中毛澤東一度成了少數(shù)派。中央特派員劉安恭甚至說他是“自創(chuàng)體系”，是“反中央派”。紅四軍召開黨代表大會選舉前委書記時，毛澤東落選了，只好離開紅四軍，到地方工作。直到幾個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做出裁決，對毛澤東提出的工農(nóng)武裝割據(jù)思想、關于紅軍建設的一些基本原則進行了肯定，毛澤東才被再次請回了紅四軍。
第三次：成為中央批判對象
由于國民黨軍隊圍剿紅軍屢戰(zhàn)屢敗,總統(tǒng)和三軍司令蔣介石不可能坐等蘇區(qū)一步步壯大，從1930年開始接連展開徹底消滅紅軍的大圍剿。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充分運用他的軍事指揮才能，避實就虛，集中優(yōu)勢兵力打殲滅戰(zhàn)，在運動中殲滅敵人，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創(chuàng)造了“以少勝多”的典范。到1931年底，毛澤東和朱德下轄的紅軍已發(fā)展到數(shù)萬人，并開辟了大片根據(jù)地。也在井岡山這個武裝斗爭中毛澤東建軍思想及其軍事指揮才能為他在人民和軍隊中贏得了更高威信，奠定了在以后抗擊日本侵略和消滅國民黨統(tǒng)治階級堅實基礎。
毛澤東的軍事才能引起了共產(chǎn)國際的關注，蘇聯(lián)報章多次報道紅四軍的戰(zhàn)績，措辭熱情洋溢。1930年6月，毛澤東在六屆三中全會上晉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是他在1925年因為與陳獨秀的分歧離開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五年后，再次走近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最高領導層;就在紅軍前景一片光明的時候，聽從共產(chǎn)國際命令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yún)s仍相信革命的前途在城市。盡管中央蘇區(qū)不斷壯大，他們依然鄙夷山溝里出馬克思主義的那套想法,鄙視毛澤東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戰(zhàn)略思想。中央對擅自行動的毛澤東越來越不滿，他在軍事上的成就也讓中央擔憂，因此開始防范并打壓毛澤東。1930年11月初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中央蘇區(qū)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嚴厲指責毛澤東開創(chuàng)的方針策略為“狹隘經(jīng)驗論”、“農(nóng)民的落后思想”、“富農(nóng)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1932年毛澤東被安排在長汀休養(yǎng)，這是他再一次被迫離開中央。
1933年6月，毛澤東從瑞金沙洲壩趕到寧都，參加蘇區(qū)中央局會議。會上，毛澤東為自己做辯護，但換來的是更嚴厲的批評。第二年他則被遣送到瑞金東二十里的東華山上古廟里休養(yǎng)，軍事指揮權力幾乎被完全剝奪。更令他痛苦的是，被王明主義左右的中共中央堅持“進攻路線”和“階級決戰(zhàn)”，使得國民黨軍隊得以“步步為營”和“碉堡政策”逐漸蠶食中央蘇區(qū)。毛澤東率領的工農(nóng)紅軍辛辛苦苦打下的基業(yè)被留蘇派毀掉，這更堅定了他摧毀“教條宗派集團”的決心。
他對探視他的贛南軍區(qū)司令員龔楚說，“我自從參加革命以來，受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的處分，這次更將造成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F(xiàn)在可是中國革命和工農(nóng)紅軍生死猶關的時候了;”說時凄然淚下,共產(chǎn)國際和留
蘇派讓毛澤東徹底傷透了心;養(yǎng)病期間，毛澤東讀了大量馬列著作。他的目的是增強理論修養(yǎng)，以此來反擊那些教條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
毛澤東1957年回憶說：“我沒有吃過洋面包，沒有去過蘇聯(lián)，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jù)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人民民主,實行耕者有其田，居住有其屋,發(fā)動受壓迫的勞苦大眾組織自己的革命武裝,開展‘十六字’訣的游擊戰(zhàn)和采取迂回打圈戰(zhàn)術，一些吃過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
中國工農(nóng)紅軍在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中損兵折將，被迫長征，而又一路損失慘重。軍事失敗加上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的意見逐步統(tǒng)一，攻占貴州遵義之后，中國共產(chǎn)黨決定開會探討中國革命前途，挽救危難中的紅軍,用什么方式推翻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國新生的革命保存繼續(xù)下去。會議上，毛澤東的軍事理論和思想得到周恩來,朱德等絕對多數(shù)紅軍高級指揮員的支持，從而重新進入領導層核心。遵義會議取消了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的“三人團”獨斷指揮權利，也就是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重新肩負起救國救民的歷史責任,在以后的戰(zhàn)爭歲月里毛澤東用自己的智慧,軍事才能,為處于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贏取了天下,震懾了世界霸權國家。
毛澤東三次被打擊的根本原因是同中央在認識上的分歧，即以什么方式實現(xiàn)中國革命勝利的問題。但一次又一次的實施表明，毛澤東的認識才是正確的。遵義會議毛澤東被確立領導核心的地位不是偶然的，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是人民選擇了毛澤東。隨著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的確立，屢遭挫折的紅軍柳暗花明，從此開始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征程。只有，也只有毛澤東讓中華民族重新挺了脊梁,讓中國人不再是外國列強眼里的狗,也只有毛澤東才能讓中國廣大人民真正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
篇三：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如何在擔架上定計反對博古李德
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如何在擔架上定計反對博古李德
翻開2015年1月的日歷，我們的眼光定格在15、16、17這3個數(shù)字上。
80年前的這3天里，在遵義市老城一幢坐北朝南、臨街而立的兩層樓房里，一次會議改變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工農(nóng)紅軍的命運，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在這次被稱為“生死攸關之轉(zhuǎn)折點”的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chǎn)黨甩掉共產(chǎn)國際的“拐杖”，開始獨立自主地走中國道路，無比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禮”。
這是歷史的必然。歷史在此刻選擇了遵義。
1 擔架上的謀略
長征出發(fā)前，中央最高“三人團”決定：中央政治局成員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毛澤東從政治局常委張聞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請求，自己要同張聞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澤東看來，轉(zhuǎn)移途中如能與這兩人結(jié)伴同行，便可借機向他們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若能得到他們二人的支持，對于推行正確路線，扭轉(zhuǎn)目前紅軍面臨的極為嚴峻的局勢，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還意識到，這或是最后一次機會，因為紅軍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很有可能一著不慎就全軍覆沒。
其時，毛澤東因經(jīng)受了幾個月瘧疾的折磨，差點丟掉性命，加上受排擠后心情不好、對紅軍的前途憂心忡忡，身體非常虛弱。因此，過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擔架。
湊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遭敵機轟炸，右腹部傷勢十分嚴重。長征一開始，他就坐在了擔架上。張聞天身體沒什么毛病，時而騎馬，時而步行。
他們一路相談。路寬時一左一右談，路窄時一前一后談，走上大路，就兩副擔架并列前進躺著談;行軍談，休息談，宿營時住在一起仍然在談。路上，他們認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蘇區(qū)所發(fā)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特別是導致廣昌保衛(wèi)戰(zhàn)慘敗的經(jīng)驗教訓。王稼祥不無憂慮地對毛澤東說：“中國革命的道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毛澤東對此也是心急如焚，他雖然失去了參與謀劃軍事的權力，卻仍然不時地提出自己對行軍路線的建議。
后來，毛澤東的身體有所康復后，有時便不坐擔架，到各個軍團去看看。時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書中作了這樣的描述：毛澤東“不顧行軍紀律”“一會兒呆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呆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紅軍沿著湘江西岸越城嶺、老山界進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這里召開了一次軍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戰(zhàn)略進軍方向問題。毛澤東提出了放棄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挺進，尋機開辟新的根據(jù)地的建議，得到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的同意和支持。通道會議以后，中央紅軍分左、右兩路經(jīng)通道進入貴州黎平縣境。
18日，在黎平縣城，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繼續(xù)討論紅軍戰(zhàn)略行動方向問題。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在通道會議上發(fā)表的意見，提出向遵義挺進的主張。同時，中革軍委決定，軍委第一、第二野戰(zhàn)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
20日，軍委縱隊到達烏江邊一個叫黃平的橘子園地里。此時的張聞天因身體不好也坐上了擔架。橘園里，他和王稼祥頭挨頭躺在一起。王稼祥問張聞天：“也不知道這次轉(zhuǎn)移，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張聞天嘆了口氣：“唉，沒有個目標，但是這個仗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著，他又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吧。”張聞天這兩句話，正好說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這個時候，紅軍已經(jīng)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進行戰(zhàn)略行動，并且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轉(zhuǎn)機。如果這個時候讓毛澤東出來主事，應該順理成章。
橘園中擔架上的談話，使原來在黎平會議決定的在遵義地區(qū)召開會議又增添了一項重要的內(nèi)容，那就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即要求進行人事上的變動。于是，遵義會議的核心內(nèi)容就這么定下來了。
2 立下頭功的“反報告”
擔架上頻頻召開的“碰頭會”，讓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逐漸組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
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成功，爾后又迅捷智取遵義。這在客觀上為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經(jīng)過醞釀，黨和紅軍領導人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充足的準備。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經(jīng)過共同討論，由張聞天執(zhí)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
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枇杷橋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jīng)驗與教訓”。
博古首先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jié)報告。他將紅軍的失利歸結(jié)為敵強我弱，過多地強調(diào)了客觀原因。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他則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
針對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所作的辯護，張聞天首先站起來批判。在長達1個多小時的發(fā)言中，他手執(zhí)“提綱”，侃侃而談，矛頭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擺事實、講道理的基礎上，點名道姓地加以批評。他的發(fā)言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接連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并揭露了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本質(zhì)，被視為博古報告的“反報告”。
張聞天的發(fā)言宛如剝筍一般，從現(xiàn)象到本質(zhì)，從事實到理論，邏輯嚴謹，措辭激烈，引爆了與會者積壓多日的對“左”傾領導的不滿和怨氣，從而有力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御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diào)。同時，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志。
1935年二三月間，在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陳云撰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其中對遵義會議討論的概況作了如下簡要的述評：“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
從中不難看出，張聞天的“反報告”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得到了周恩來和除博古、凱豐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說，“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代表了黨中央政治局多數(shù)同志和各軍團首長的共同意見。
遵義會議結(jié)束時，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他根據(jù)毛澤東的發(fā)言內(nèi)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jié)的決議》。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zhàn)役中總結(jié)的符合中國革命戰(zhàn)爭規(guī)律的積極防御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原則。
毛澤東后來在中共七大期間關于選舉的講話中說：“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可以說，沒有張聞天的襟懷坦蕩和仗義執(zhí)言，沒有他為了黨的利益一無所惜、除了黨的利益一無所求，或?qū)]有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
“反報告”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軍事路線作了很好的鋪墊，也為毛澤東的發(fā)言奠定了基礎，從而立下頭功，永留史冊。
3 “關鍵一票”的關鍵作用
在1932年10月舉行的寧都會議上，當蘇區(qū)中央局決定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時，時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表示堅決反對，主張毛澤東留在前線指揮部隊。
被解除軍權的毛澤東十分失意痛苦，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而此時，王稼祥不僅沒有疏遠，反而更加親近毛澤東，增進了兩人之間的革命友誼。
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中，在毛澤東的積極爭取下，王稼祥同毛澤東、張聞天等被編在一縱隊所屬的中央隊結(jié)伴同行。
一天，王稼祥不無憂慮地對毛澤東說：“目前形勢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讓李德這樣瞎指揮下去，紅軍就不行了!要挽救這種局面，必須糾正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采取果斷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轟’下臺。”毛澤東忙問：“你看能行嗎?支持我們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堅定地說：“必須在最近時間召開一次中央會議，討論和總結(jié)當前軍事路線問題，把李德等人‘轟’下臺去。”
接著，王稼祥先找了張聞天，詳細談了毛澤東和自己的主張，三人逐漸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他們又利用各種機會，找了聶榮臻等其他一些同志，一一交換意見，并獲得了大家的支持。與此同時，毛澤東又同周恩來、朱德進行了談話，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周恩來后來回憶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對批評錯誤的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
在隨后召開的通道、黎平和猴場會議上，毛澤東戰(zhàn)略轉(zhuǎn)兵的正確主張得到了多數(shù)人的擁護和支持。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黔北重鎮(zhèn)遵義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到會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外，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主要負責人。王稼祥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出席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博古作“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毛澤東就長征以來的各種爭論問題作長篇發(fā)言??如此一來，會場上出現(xiàn)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觀點和路線方針。一場嚴肅而深刻的黨內(nèi)斗爭，就完全擺到桌面上來了。
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同時，他嚴肅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的錯誤，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的接連失敗，“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斗爭中共同創(chuàng)造并行之有效的實際經(jīng)驗，少數(shù)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他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gòu)，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云等同志相繼表態(tài)支持。至此，“毛張王”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絕大多數(shù)與會同志的完全同意。
多年后，王稼祥在回憶遵義會議時談道：“我是帶著傷發(fā)著燒參加會議的。毛澤東同志發(fā)言完后，我緊接著發(fā)言。我首先表示擁護毛澤東同志的觀點，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軍事指揮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尖銳地批判了他們的單純防御的指導思想，為了扭轉(zhuǎn)當前不利局勢，提議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紅軍部隊。”伍修權同志也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客觀地講，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正是王稼祥這“關鍵一票”，在歷史的重要關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4 與會者的“唇槍舌劍”
博古近乎推卸責任的報告讓與會人員深感失望，很多人流露出不滿的情緒。而周恩來就軍事問題所作的副報告則說出了絕大多數(shù)同志的心聲，得到了與會代表的熱烈響應。對于批評，李德、博古、凱豐等人聽得直皺眉頭，表情十分尷尬。
主、副報告作完之后便是大會發(fā)言。張聞天作“反報告”的話音剛落，毛澤東便一反常態(tài)，站起來說：“我來說幾句。”他點名批評了博古、李德，指責他們無視紅軍打運動戰(zhàn)的傳統(tǒng)策略：“路是要用腳走的，人是要吃飯的。”“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軍事方針問題，而你們根本不顧這樣明白的現(xiàn)實。假如一個指揮員不了解實際地形和地理情況，只知道根據(jù)地圖部署陣地和決定進攻時間，他肯定要打敗仗。”他稍稍停頓一下后，又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圍剿”作戰(zhàn)中，紅軍都面臨數(shù)倍于己的敵人，卻都取得了作戰(zhàn)的勝利，唯獨第五次反“圍剿”落得慘敗的結(jié)果，這歸根到底是軍事策略和指揮的問題，是李德和博古忽視紅軍運動戰(zhàn)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脫離紅軍實際情況所造成的惡果。
毛澤東的論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問題的實質(zhì)，引起了與會人員的強烈共鳴。兩條涇渭分明的軍事路線激烈地撞擊著、沖擊著每一個與會同志的思想。博古被批駁得面紅耳赤，無奈地說道：“我要考慮考慮。”
素來謙遜穩(wěn)重、寬厚慈祥的朱德，這次也聲色俱厲地追究起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他大聲質(zhì)問李德：“有什么本錢，就打什么仗，沒有本錢，打什么樣仗?”同時，他還嚴肅地指出:“如果繼續(xù)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周恩來在發(fā)言中也支持毛澤東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參加軍事指揮。他嚴肅地說：“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凱豐會前就忙著四處活動，拉攏人心。他曾找到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三番五次地勸他支持博古，但遭到拒絕。在會上，他狂妄地對毛澤東說：“你打仗的方法一點都不高明，你就是照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打仗的。”毛澤東反駁道：“打仗之事，敵我形勢那么緊張，怎能照書本去打!我并不反對理論，它非有不可，要把馬列主義當作行動指南，決不能變成‘書本子主義’!”
2014年08月15日 來源：人民網(wǎng)-中國共產(chǎn)黨新聞網(wǎng)
來源于紅歌會網(wǎng)
